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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显示文摘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 王劲峰 徐成东 | 2017 | 地理学报2017，72，1： | 2568 |
| 2 | 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显示文摘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方法,使用旅游政务网、地理空间数据云、政府报告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2001-2017年间影响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含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政策、常驻人口、交通状况)、经济产业因素(三产占比、旅游收入、生产总值)和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结果表明: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②相关政策、常住人口、交通状况、旅游收入、生产总值5个三级动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从2001-2017年间不断加强,而三产占比三级动态影响因素呈现波动下降,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3个三级静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变化较平稳;③从演化过程来看,2001-2017年间社会政治因素影响能力值逐年增加,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二级影响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第二的二级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最小的二级影响因素。结果可为合理评价和指导区域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旅游业发展,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和旅游产业升级提供科学依据。 | 刘敏 郝炜 | 2020 | 地理学报2020，75，4： | 86 |
| 3 | 黄河上游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显示文摘采用2000—2015年MODIS1M NDVI数据计算黄河上游年最大植被覆盖度(FVC),了解空间分布状况及变化特征;同时,采用了一种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地理探测器模型,考虑非气候类环境因素、气候类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使用相应的代理变量对黄河上游FVC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做定量研究。研究表明:(1)黄河上游FVC总体上以改善为主,空间分布特征变化不大;(2)单因子方面,降水量(q值0. 669)是该地区FVC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子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3)降水分别和土壤类型、土地利用方式的交互作用(q值0. 777、0. 775)对研究区FVC空间分布起主导作用,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在一定高程、降水条件下才得以体现;(4)总体上,气候类环境因素>非气候类环境因素>人类活动因素,人类活动在与降水等环境因子的共同作用能够更充分地解释FVC空间分布;(5)对研究区的生态恢复应重点放在降水的充分利用和土地利用方式改进等方面。 | 裴志林 杨勤科 王春梅 庞国伟 杨力华 | 2019 | 干旱区研究2019，36，3： | 52 |
| 4 |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黑龙江垦区农场粮食产量影响因素分析显示文摘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已由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东北黑龙江垦区已成为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稳定该区域的粮食产量、可持续发展该区域粮食种植,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政策,需研究黑龙江垦区粮食产量影响因素,以黑龙江垦区内113个农场为研究对象,选取23个与农业生产关系最密切的影响因子,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不同因子对农场粮食产量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除了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外,农业机械化水平是最显著的影响因子,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农机对农场粮食产量影响较大。应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投入,鼓励精准农业种植模式发展,以保证黑龙江垦区的粮食可持续生产。 | 叶妍君 齐清文 姜莉莉 张岸 | 2018 | 地理研究2018，37，1： | 49 |
| 5 |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显示文摘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 | 王淑佳 孙九霞 | 2022 | 自然资源学报2022，37，3： | 25 |
| 6 |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重庆市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影响因子研究显示文摘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重庆市38个区县的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整体旅游发展水平偏低且发展不均衡,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旅游核心企业数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GDP、 A级旅游景区数量和城镇化率是影响重庆市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影响因子间存在'1+1>2'和'弱+弱>强'的现象;都市旅游区、渝东北旅游区、渝东南旅游区和环城旅游区内部的旅游发展水平主要影响因子呈现出部分服从整体且个体差异性并存的特点. | 孙泽乾 杨晓霞 曾于珈 | 2019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4，4： | 16 |
| 7 |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变动及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为例显示文摘基于ArcGIS空间分析和计算功能,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重心转移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密度、空间集聚方向等方面对山东省2003—2018年间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变动特征进行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三方面选取了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国家政策、政府支持、通车里程、常住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旅游投资10个指标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优化提出对策,结果显示:(1)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研究时段内A级旅游景区的分布重心向西迁移,并且逐渐接近山东省的几何中心;(2)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高密度区逐渐增加并呈现由'少而分散向组团结构和带状结构'逐渐演变的趋势;(3)研究时段内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旅游投资、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持、国家政策和海拔高度是导致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任意两种因素交互后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均强于单个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力逐渐下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能力呈波动变化,经济产业因素的影响能力稳步上升。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对策:以高密度分布区为核心,以高密度分布带为重点,推进空间集群建设,加大政策集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产业等重要影响因素的发展,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景区的建设。 | 王敏 韩美 陈国忠 田立鑫 孔祥伦 | 2021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31，8： | 16 |
| 8 |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显示文摘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 钱家乘 张佰林 刘虹吾 高阳 王昭颖 连小云 | 2020 | 地理科学进展2020，39，9： | 15 |
| 9 | 福建省主要入侵植物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显示文摘在实地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福建省入侵植物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地理与社会环境因子及其交互作用对入侵植物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共记录入侵植物82种,其中,优势科为菊科,小蓬草、藿香蓟和空心莲子草出现频次最高.沿海区域的入侵植物物种数量多于内陆区域,福州和厦门为福建省外来入侵植物的两大热点地区.入侵植物在不同海拔均有分布,但入侵植物的种类随着海拔的升高总体呈下降趋势.地理探测器分析显示,自然环境因子中降水和社会经济因子中路网密度、人口密度是入侵植物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各因子的空间交互作用会正向影响入侵植物的空间分布,这反映出入侵植物空间分布影响要素的复杂性.综上,将地理探测器应用到入侵植物研究领域是可行的,筛选出的环境指示因子可用于监测福建省入侵植物的适生区,从而为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李志鹏 赵健 陈业滨 陈宏 林娜 邱荣洲 | 2019 | 应用生态学报2019，30，8： | 13 |
| 10 | 洛阳白云山旅游区乡村聚落格局演变与机理研究显示文摘以洛阳白云山旅游区乡村聚落为例,基于实地调研与评估、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与机理。结果发现:在资源、市场、政策、人口及外来资本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通过从1995到2016年的20多年的发展,当地传统乡村聚落沿着'农业聚落—旅游聚落—旅游小镇'的发展轨迹,最终由旅游驱动乡村城市化,完成从山区聚落到旅游小镇的空间重构和功能升级。但也在生态环境、社区改造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表明:旅游作为一种驱动力,可以实现传统村落集聚发展为旅游小镇,走出一条非工业化的较为绿色发展的城镇化之路。全域旅游时代,'从山区聚落到旅游小镇'将成为我国传统山区村落转型发展的基本路径。 | 王少华 | 2019 |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2： | 13 |
| 11 | 寒地黑土典型县域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海伦市为例显示文摘农田土壤重金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科学揭示重金属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成为新常态下耕地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海伦市耕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反距离权重插值法得到整个研究区8种重金属元素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诊断自然因素、区位因素、生产生活因素对8种重金属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结果表明,Cr、Cu、Ni、Pb、Zn变异程度强,As、Hg、Cd变异程度较弱。8种重金属空间分异显著,不同重金属元素含量空间分布也存在差异,空间分布呈现西北向东南方向阶梯变化。不同影响因素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对不同重金属元素空间分异的影响具有差异性,Hg、Cd、Pb、Zn的主要因素是区位因素与自然因素,As、Cr、Cu、Ni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区位因素和生活生产活动因素,总体上区位因素的影响力大于生产生活因素,生产生活因素的影响力大于自然因素,土壤重金属在原本固有含量的基础上受到类人为因素的强烈扰动进行了新的空间排列,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新的分布格局。 | 宋恒飞 吴克宁 李婷 史雯雅 刘浩然 | 2018 | 土壤通报2018，49，6： | 11 |
| 12 | 居民视角下民族社区旅游化的空间演变过程及特征——以肇兴侗寨为例显示文摘从空间角度揭示旅游化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可为深刻理解社区现象或问题提供参考。本文选取肇兴侗寨为案例地,通过2013年、2018年2次实地调查,采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获取一手数据,运用景观价值理论和质性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居民视角的景观价值变化探索社区旅游化在空间上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研究发现:(1)肇兴侗寨社区旅游化的过程包括社区生活功能主导、社区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趋衡两个阶段。旅游化使得社区空间的观赏性和商业性增强,对居民生活的服务性和社会支持功能有所减弱;(2)社区旅游化表现出非均衡性的空间特征,标志性景观的旅游化程度高,旅游发展重点区域从鼓楼转变为侗族大歌演艺中心;(3)居民视角的旅游化过程是一个社区生活不断为旅游发展让步,旅游功能空间演变为强势空间,而社区生活功能空间逐渐变为边缘空间甚至消失的过程。居民视角社区旅游化的空间演变研究为全面深入认识旅游化现象提供来自社区内部的观点,为社区变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 李小永 赵振斌 李佳乐 张熠 | 2021 | 资源科学2021，43，5： | 11 |
| 13 |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分析显示文摘以具有独特田园资源优势的长沙市为研究对象,借助最近邻指数、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等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长沙市星级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表征,构建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沙市各区(县、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了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市星级乡村旅游景点在空间上呈聚集状态分布,总体呈现长沙市中心城区集聚程度相比长沙市边缘地区的更高的特征;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状态,各区(县、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浏阳市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数最高,为0.112,宁乡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最低,为0.068;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源禀赋对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较大,且任意两个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后的影响力均表现为增强,由此表明,长沙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木桶效应。 | 牛亚文 赵先超 | 2021 |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21，35，4： | 7 |
| 14 | 基于产业生态圈视角的山东丘陵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显示文摘在探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及与产业生态圈发展模式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山东丘陵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丘陵地区11个地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其空间格局;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山东丘陵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表明:(1)山东丘陵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呈“中间高,两侧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受经济发展与产业进步、城乡发展与社会支撑、自然条件与资源禀赋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人均GDP、与中心城市距离、A级旅行社占比和乡村旅游资源密度指标影响显著;(3)山东丘陵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着重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服务质量和资源环境保护开发四个方面加强建设。 | 杨洋 李世泰 卢守印 | 2022 | 鲁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38，1： | 6 |
| 15 | 云南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显示文摘以云南708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异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云南传统村落整体呈现聚集性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以县域为单元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空间分布在自然条件上具有较高相似性,普遍分布于温度、降雨、海拔适中,且高植被覆盖的区域;受社会经济影响,茶马古道沿线、人口密度较低、少数民族区域有较高集中度,城镇化程度与传统村落的数量呈负相关;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因子是茶马古道、人口密度、少数民族、年平均气温,且有一定协同增强的效果。 | 韩丽 戴必辉 陈爱梅 韩毓 | 2022 |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6，5： | 5 |
| 16 |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环境因素分析——以五常市北部地区为例显示文摘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环境影响因素分析是乡村重构的重要依据,也是乡村地理学重点的研究内容之一。从规模、密度、形状的组合类型角度出发,利用几何平均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以五常市北部地区6个乡镇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环境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综合考虑了单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和因素之间的影响作用。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分布呈西高东低,密度分布呈“大散居,小集聚”和“星团式”,形状指数大小呈空间条带分布,主要受坡度、交通主干道、中心城镇影响作用。研究区内越是靠近水源、中心城镇、交通主干道的农村居民点规模越大、密度越高、形状越是多变,地势起伏较大地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小、密度低,但形状较规则。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受经济区位因素影响力大于自然因素,且任意两两因素具有显著非线性增强作用,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征显著。 | 何翔宇 宋恒飞 吴克宁 | 2019 |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9，41，5： | 4 |
| 17 | 贵州省乡村旅游空间特征的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响应——基于地理加权相关系数的分析显示文摘选取贵州省19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相关系数探究了2017—2019年该省乡村旅游空间特征、主导因子及其空间响应。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为'中部集聚、周边随机'和'双核心、多热点'。(2)高程、住宿接待能力、水文环境、地形坡高等是影响乡村旅游空间特征的主要因素。(3)除地形坡高与乡村旅游呈负相关外,其他主导因子均与乡村旅游呈正相关,高程的起伏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 朱慧方 时朋飞 阮柱 李星明 张婕 耿飚 | 2022 | 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38，3： | 4 |
| 18 | 乡村旅游空间变迁:以中国湖北沐抚镇为例显示文摘在由旅游消费为主导变迁的社会,乡村的整体社会裂变在空间变迁中可窥一斑。本文将乡村旅游地区的空间解构为旅游吸引物(Attraction,A)、小镇(Town,T)与村落(Village,V)三类要素,三者多元交互,共同组成了乡村整体景观格局。文章以湖北省沐抚镇为例,展现了2006–2016年10年间,因为恩施大峡谷这一核心景区的带动,沐抚境内产生的土地异化、物质空间、社会关系及景观格局的更迭。通过对A、T、V三者空间变迁特征的研究探索出它们虽存在地理分异现象但却有着相同的空间演化趋势:旅游吸引物(A)呈现多元化及全域化特征;配套服务向小镇(T)集聚,促使乡村聚落的城镇化演变;村落(V)凸显景观意象,传统乡村效益向复合化发展。本文从地理学、人类学和旅游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建构'ATV'三要素的协同框架,为解释当前中国乡村旅游空间的现实、问题和趋势提供了一种客观中性的建设性的分析框架。 | 陶慧 高璟 陈凯强 | 2020 |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20，11，6： | 3 |
| 19 | 黄土高原三生空间演变及驱动力分析显示文摘黄土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开展三生空间研究对推进该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性土地分类体系,揭示了1980—2018三生空间格局分布及演变特征,应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三生空间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主要以生态空间为主体,生产空间主要聚集于东南部,生活空间集中于快速发展的重要城市,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西部及中部地区。(2)生产和生态空间在黄土高原的中西部地区的变化均较为剧烈,生活空间的扩张主要集中在各大城市。(3)社会经济因素对三生空间的演变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人口是影响生产空间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对于生活空间面积的限制作用较强;财政收支对生态空间的解释力较强。这些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三生空间的影响都大于单个因素。结果能够为未来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并为推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 王晓峰 张兴 王怡 延雨 | 2022 |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22，49，1： | 3 |
| 20 | 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文摘揭示中国西部城镇化格局发展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城镇化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对策。结果表明:10年间,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呈上升趋势,其中,成渝区变化较大,青藏高原区变化最小;就影响因素而言,经济发展要素趋于主导地位,政策、自然要素处于领先地位,人口素质及空间要素影响相对较少。通过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格局及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发展城镇化的同时应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差异问题,应在政府指导下走科学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并以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发展,从而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合理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和影响因素能够引导城镇化发展,从而带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 陈跃 刘振捷 | 2017 | 世界农业2017，，1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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