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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国诗学观念与诗学研究范式显示文摘从先秦附庸于文学的'诗文之学'到汉代的'《诗经》之学',再到魏晋以后的'诗歌之学',中国诗学观念在唐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话语体系源于上古诗歌'言志'的特性,'言志'即为'纪事'和'记言',虚构性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中几乎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言志',诗以纪事、诗以言物、诗以合意、诗以记理……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内容,而以诗为教、以诗为交、以诗证史、以诗证地则成了中国诗学的主要意指,从而呈现出'诗本''诗用''诗思''诗式''诗事''诗评''诗史''诗礼''诗乐'等有别于西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和批评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形态。我们不能说这九个门类囊括了整个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但至少可以说,从这九个门类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诗学理论,特别是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可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范式。 | 钟仕伦 | 2015 | 文艺理论研究2015，，4： | 8 |
| 2 | 海外《诗经》学研究概述显示文摘《诗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之一,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热点。海外的《诗经》学研究多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给人以启发。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海外汉学研究重镇在欧洲,二战以后渐渐转移到北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外汉学《诗经》研究中体现出的东西方差异。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汉文化圈对《诗经》的研究虽有欧美西学的印痕,更有传统中国旧学的特质。就学术启发而言,求方法当以欧美《诗经》学研究为主,而版本、训诂则首推日韩《诗经》学研究。 | 曹建国 | 2015 | 文学遗产2015，，3： | 5 |
| 3 |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显示文摘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 杨雅雯 | 2013 | 孔子研究2013，，5： | 2 |
| 4 | 建国70年《诗经》研究的成就与启示显示文摘《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奠定的文学传统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几千年。20世纪《诗》学研究史与中国文学研究史相终始;因此1949年-2019年70年的《诗》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成就。70年《诗》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8年、1979年-2000年、2001年-2019年。第一阶段的《诗》学研究发端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诗》学研究派',其中成果数量不多,但却强化了此前以'人民性'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调的研究特色。第二阶段随着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反思,《诗》学研究完成了学科自省,并在世纪之交开出多元并举的繁荣局面。进入新世纪的近二十年里,因为上博简、清华简等新材料的发现,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话语的互鉴中显现出的主导作用,又使《诗》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对21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 韩高年 | 2019 | 中国文学研究2019，0，4： | 1 |
| 5 | 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显示文摘学界对《孔子诗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者、简序编排、简文释读、文本阐释四大议题,文本阐释又包含对其诗学、诗经学史、思想史、历史文化价值的多维探索。回顾与反思其学术史可知,作者问题要立足先秦时代的著述观念与实践,注意区分“作者”“述者”“抄者”的各自角色及其意义;简序编排要重视物质形态的作用,遵循形制第一、表达第二、意义第三的原则;文本阐释应建立在文本整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文本整理又以简文释读为核心;诗学研究是《诗论》研究的根本与归宿,其他阐释研究则要注意文献的使用限度。 | 陈丹奇 | 2021 | 中州学刊2021，，5： | 1 |
| 6 | 解经之道:中西文化中的“圣言乌托邦”——以教父时代解经学和汉唐诗经学为例显示文摘本文以西方教父时代解经学和中国汉唐诗经学对《圣经》和《诗经》的阐释为例,借助卡尔·曼海姆的'乌托邦'理论,发现两种文化传统对于各自典籍的解经之道中同而不同的'圣言乌托邦'倾向。本文首先讨论经书的来源及作者问题。两部典籍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成书过程,在各自文化传统中均被归在某位抽象而权威的作者名下。再者考察中西的读经之法,发现其中对'圣言'之存在的共同预设。最后进入对解经之道的阐释,比较教父的寓意解经法和儒生对'微言大义'的执著,观察其中的主观思想动因。结论认为,这种以'圣言乌托邦'为核心的反思精神既是中西文化共同具有的人类文明的可贵之处,也是实现东西文化双向互动的有利条件之一。 | 魏琳 | 2016 | 中国文学研究2016，，4： | 0 |
| 7 | 西方《诗经》研究中的讽喻之辩显示文摘《诗经》自16世纪传入欧美之后,一直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其研究热情数百年来依然不减。海外汉学家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常常会用到一个关键的术语,即“讽喻”(Allegory),《诗经》传统的“兴”近似于西方叙事作品中的讽喻,因此海外汉学研究者常常把讽喻与“兴”视为同一创作手法。但近年来,《诗经》是否适用于讽喻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争论,尤其是《诗经》中超出文本意义的意义化与西方的讽喻研究非常相似,所以目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诗经》进行讽喻研究。以“西方《诗经》研究中的讽喻之辩”为题,概述了《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分析了《诗经》的政治隐喻以及其能否作为讽喻研究文本的重要分歧点,并对争论进行反思。 | 廉鹏 | 2022 |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1： | 0 |
| 8 | 孔孟“用《诗》”和“说《诗》”比较分析显示文摘孔子和孟子在其重要思想著作中经常引用《诗经》和论说《诗经》。但是他们在用《诗》和说《诗》中有各自的特点,存在一些区别。通过考察孔子和孟子的代表作,即《论语》、《孔子诗论》和《孟子》中的用《诗》和说《诗》情况,分析其用《诗》形式、用《诗》目的以及在说《诗》中所体现的《诗》学理论。 | 许小玲 | 2013 |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2： | 0 |
| 9 | 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以《周南·卷耳》为例显示文摘《诗经·周南·卷耳》主旨纷纭,其阐释分歧主要集中在“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之“周行”的训释。经学主训“官列”,由此产生“官人说”。文学主训“道路”,于是有了“怀人说”。通过引证本书、他书、小学典籍分析考辨可知:“周行”非“周道”,无道路义。《卷耳》之“周行”如训为“道路”,诗意难通;训为“官列”,则诗意豁然,且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也可得妥当解释,《卷耳》的经典特质、丰富内涵和本事均可揭橥、呈现。于此可见训诂之于《诗经》文本阐释之重要。 | 杨玲 | 2023 | 孔子研究2023，，6： | 0 |
| 10 | 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诗教观的研究述评显示文摘上博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的问世,不仅关系到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而且也关系到整个《诗经》学以及中国诗学传统的研究。诗教观,是《孔子诗论》研究非常重要的方面,众多研究者都对其说《诗》特征、与中国诗教传统的关系、从整体上或单就某方面研究《孔子诗论》诗教观等提出了价值可贵的观点。 | 梁大伟 | 2017 | 北方文学(中)2017，0，3： | 0 |
| 11 |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显示文摘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 朱佩弦 卢迪 | 2014 |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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